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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爱国情 拳拳赤子心
——记爱国归侨许乃波
市委会   石冰   2017-05-10  浏览数:

“我这个人是不会犯大错误的,因为我从内心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我的国家,我亲身经历了从清末到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中国,并管理好这个国家。国民党不行,它太腐败了,你们年轻人不会像我理解的那样深刻。”

                                                         ——许乃波

许乃波(1906.10—2000.08)福建金门人,新加坡归侨,193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理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2年赴英国曼城茂伟电机厂实习,1935年回国,任上海安利公司工程师。1937年先后任香港大学讲师,教授、电机系主任。 1942年在重庆任中国火柴原料厂主任工程师,后任国立交通大学(重庆总校)教授、电机系主任。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重庆参加了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任中央委员、“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任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台湾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技正。1947年在英国曼城茂伟电机厂任工程师,后任伯明翰工业大学教授。1957年偕夫人和5个子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定为(专家)二级工程师。先后在一机部水电处、一机部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任主任工程师。1963年10月在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任室主任、副总工程师,是我国中小水电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2年参与筹建致公党天津市地方组织,1983年9月任致公党天津市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主委。并曾担任中国致公党第八届委员会常委,中国致公党华侨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致公党第九届委员会顾问,致公党天津市委员会名誉主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八届政协常委等职。

    少小离乡 立志要为国人争气

大海环抱着绿色覆盖的金门岛,与闽南大陆隔海相望。这里美丽、淡雅、幽静,岛内一年四季林木郁葱,花繁叶茂。然而,在腐败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下,老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赴海外谋生。

许乃波的外祖父是早年到新加坡做生意的金门人之一。他生有4男1女,女儿嫁给了居住在金门县城许姓大族的许朝根。1906年10月,许乃波出生。在他3岁时外公去世,父亲不得不去南洋接管外公的生意。11岁时许乃波也随母亲去了新加坡。离乡时,他看着许多外国人乘坐豪华的上等舱,而自己只能在黑暗的底舱,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故土乡亲远赴异国他乡生活?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经济十分衰敝,许乃波的父亲艰难地维系着外祖父的产业并供他读书。那时候的华人生活艰辛,处处受到白人的欺凌虐待,他看到白人走在街上的神态,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为什么我们华人要受洋人的气?这是多么不合理啊!从此,华人的卑微和白人的高傲在他童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小学毕业后,许乃波顺利考取了新加坡着名的莱佛士中学。他刻苦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像一只蜜蜂辛勤地允吸着知识的营养。这期间,他努力学习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知识,也了解到一些西方的民主思想。在许乃波中学即将毕业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学校聘来一位带有严重种族歧视思想的英国教师,这位教师公然在课堂上称华人学生为“猪罗”。这种有辱国格人格的行径使许乃波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他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带领华人学生罢课,要求校方让英国教师向华人学生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在许乃波等同学坚决的据理力争下,加之校长较为开明,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中国学生从心里发出了胜利的欢笑。

   青年才俊 初步接触进步思想
    19世纪20年代,许乃波的父亲再也无法支撑在新加坡业已衰落的生意,回到了金门老家。此时的许乃波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香港大学,并由姐姐和姐夫(陈嘉庚的侄子)资助他的学业。

许乃波是在1927年考入香港大学电机系读书的,在港大学习期间,他由家里的老朋友,陈嘉庚委任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先生介绍结识了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莫纪彭,并成了朋友。年轻的许乃波非常欣赏莫纪彭渊博的才学、气宇轩昂的谈吐和勇气,更崇拜莫纪彭的爱国热情和不惜为国捐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很快他就成了莫家常客。莫纪彭家中藏书很多,许乃波在这里博览群书,了解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也读了大量对近代社会有深刻影响的着作,特别是读了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罗素的许多着作,这对他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香港大学里,有许多是来自东南亚有钱的华侨子弟,他们对像许乃波这样的穷学生是看不起的。在这种冷漠中,更激发了他汲取崭新科学知识的动力,他如饥似渴地努力掌握电机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他的勤奋和优异的考试成绩感动了他的主管教授。1931年,许乃波在香港大学毕业并留校当助教。一年后,由教授介绍他到英国茂伟电机厂实习。许乃波虽然从小就离乡在外,但如今只身漂泊去异国他乡,内心仍然不禁涌现出难言的孤独和寂寞。

    留学海外 刻苦学习先进知识

蓝烟囱公司的船,载着许乃波慢慢地离开了祖国。东方的彩霞愈来愈淡;放眼望去,海波荡漾,水天一色,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留恋之情油然而生。在这次航行中,还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许乃波所乘蓝烟囱公司的船,是教授通过英国友人联系的,并嘱托船长照顾他。一次,船长找他聊天,谈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许乃波说我们中国人不怕同日本打仗,只有打才有希望。可是那位船长却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中国人打日本是做梦,是不可能的。这句话严重伤害了许乃波的民族自尊心,国家贫弱竟要遭受如此的屈辱!从此建设强盛祖国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英国曼彻斯特是个近代工业城市,是机电、纺织技术的发源地,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汇集了世界上优秀的科技人才。许乃波在这里的茂伟电机厂学习,这为他把大学里学到的理论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日后成为电机方面的尖端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习生活对许乃波来讲是艰苦的。每个星期只能从工厂领到50先令的生活费,要付40先令的生活费给房东老太太,只有10个先令零用。他的袜子只有一双,补了又补。英国老太太看不过去,就买了一双送给他。英国工厂有暑假,暑假期间在科室实习的才有薪金,而分配到车间的人就没有工资。许乃波和厂方据理力争,致使这种不平等待遇得到纠正。经济上虽然拮据,但生活却很充实。许乃波除了努力学习专业技能外,业余时间还经常参加一些政治性集会和沙龙活动,这对他进步思想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当时德国的希特勒已上台,纳粹势力在欧洲猖獗,西班牙内战开始,希特勒帮助佛朗哥镇压西班牙的共产党和爱国民主力量。面对这样风云莫测的国际形势,许乃波有自己的立场,他反对纳粹,同情各国的民主运动。他经常参加一些留学生团体组织的活动,当时在英国的华人留学生有两个派系:一部分是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思想比较激进;一部分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学生。英政府不愿意他们殖民地的华人留学生受大陆学生激进思想的影响,他们成立了“马来之家”,不是马来的人就不让去,限制大陆学生参加。这样,大陆学生和东南亚华人学生自然就产生了隔阂,唯有许乃波既以新加波华人身份参加“马来之家”的活动,又积极主动地参加大陆学生的活动,对增加两边学生的相互理解和感情沟通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还在工厂里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期间,许乃波受进步人士的影响,开始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1935年,在英国的实习生活结束了,许乃波回到国内,在一家洋行--上海安利公司做工程师。这一时期,许乃波开始了解中国的工业,并在上海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中国文化界巨匠巴金、刘海粟、陶行知先生等。从小就在海外漂泊的许乃波,在这个时期接触了中国的新文化,接触了中国的进步思想,他就像一叶浮萍找到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加入“保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和上海的爱国青年一道在何香凝的领导下做过义务募捐等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13日,上海被日本侵略者攻陷,上海的爱国力量和民主人士纷纷撤离上海转赴香港。许乃波也随之来到香港,重回母校香港大学,先后任电机系讲师、教授、系主任。

鸦片战争后,香港接受的是殖民地文化,中国新文化运动对香港人来说是陌生的。“八一三”后,内地的一些文化界人士聚集香港,为香港打开了新的文化窗口。许乃波参与组织了香港大学中文系许地山和陈君葆教授在太平山图书馆举办的文化讲座,邀请当时一些知名文化界人士介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使许多香港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许乃波还参加了香港大学校长史乐诗博士创办的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并担任秘书工作,积极从事中英文化的交流活动。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这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办的一个组织。参加或支持保盟的中外着名人士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孙科、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德国的托马斯·曼等。宋子文任保盟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参加保盟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弥达·克拉克女士、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郎士、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等。廖梦醒、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也都先后参加保盟中央的工作。宋庆龄的亲密战友、着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许乃波是通过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弥达·克拉克女士的介绍参加保盟工作的。加入保盟后他想到,港督让克拉克夫人参加了保盟,但香港还有许多上层和知名人士没有参加进来,怎么办?于是他向香港大学校长史乐诗建议: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的名义,请港督罗富国爵士出面在港督花园设茶会,邀请宋庆龄为贵宾出席,并邀请香港上层和知名人士、政府高级官员参加。许乃波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秘书的身份参与组织了这次茶会,茶会开得十分成功,主宾相谈甚欢、气氛活跃,增进了香港上层和知名人士对保盟的了解,香港政府也对保盟的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提供了各种便利。应宋庆龄的邀请,包括港督罗富国爵士在内的许多香港上层和知名人士经常出现在保盟活动的场所。

宋庆龄以她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在海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领导保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募捐筹款工作,同时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来自世界各地和海外华侨的援助源源而来,尤其是那些身居异国它乡,对祖国的安危兴衰感受倍切的千百万华侨,为了支援祖国的抗战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光是各地华侨捐款即达二十六亿元,其中很多是直接汇给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提供医疗和医药援助是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保盟用英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捐款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由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担任第一任院长。在保盟的大力援助下,经过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斗,国际和平医院逐步发展成一个医院网,它拥有八个中心医院和四十二个分院,可以容纳一万一千八百个病人住院。

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乃波和他的保盟战友们的不懈努力下,保盟从海内外筹得的大批医疗设备和药品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例如,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第一辆配备着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第一架大型X光机、第一具显微镜、第一批外科手术器械、麻醉剂、磺胺药物以及第一架制造外用青霉素的简单机器,都是保盟捐助的。而当时的共产党军队和他们的的根据地,别说是外科手术器械和麻醉剂,就连最普通、最必需的酒精、碘片、凡士林、消炎药都缺少,当游击队中的伤病员由于缺乏药物和设备而濒临死亡的时候,当一个分院连一个听诊器都没有的时候,宋庆龄送来的国际援助是何等的珍贵!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颠倒黑白,掩盖事实真相。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悲愤万分,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在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填补《新华日报》被扣检后的社论的空版,揭露事件真相。

1月19日保盟召开会议,廖承志作了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并宣布中共中央抗议的报告,引起与会全体人士的同情激愤,与会者一致认为保盟应该积极向全世界揭露事变真相,把这起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公诸于世,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当时负责保盟对外宣传工作的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均未在香港,这个时期的保盟宣传工作由许乃波和保盟成员金仲华和陈君葆负责。根据保盟会议有关“皖南事变“的决议精神,宋庆龄委托廖承志和许乃波等拟稿,由许乃波执笔先后用英文撰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为《统一战线继续存在》另一篇为《日本侵略南进》。文章向全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变”是亲日派在“奉行军令的借口下,企图消灭统一战线的先锋者,甚至当新四军已经遵从军令以后,其一部仍在皖南遭到伏击与杀戮”。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亲日派顽固派选择这个时候来发到内战的原因……。文章还报道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统一战线继续存在》和《日本侵略南进》这两篇文章经保盟会议讨论通过后,分别在《保盟新闻通讯》第26期和第27期发表。 

《保盟新闻通讯》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是在《保盟新闻通讯》上第一次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国际方面尤其是美国的政界知名人士纷纷向蒋介石拍发抗议电报,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分裂,破坏中国抗战的倒行逆施,呼吁中国内部保持团结。由美国援华委员会主席,美国教会联合会主席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等6名知名人士署名的电报警告说:“中国内部的自相残杀将导致美国援助的减少。我们坚信,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并维护同美国的友谊,中国的团结一定能保持下去。” 以后,“保盟”又为“皖南事变”专发了两期时事通讯,使国内外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进一步了解了事件真相。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和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坚定立场,阻止了蒋介石进一步扩大分裂的企图,其嚣张的反共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由《保盟新闻通讯》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和保盟在皖南事变中表达的坚定立场是后来导致担任保盟会长的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的重要原因。他在发给《保盟新闻通讯》的声明中说:“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它未征得我的同意,在所出版的刊物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因此我必须脱离它。”

许乃波在“皖南事变”这样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能够为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右翼分子企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起到一定作用,是许乃波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

    辗转重庆 跟随保盟继续战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保盟在香港的工作被迫中止。宋庆龄乘坐离港的最后一架飞机到了重庆。临行前她坚定地表示:“不管到哪儿,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的保盟,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在香港被日军攻占后,保盟成员有的牺牲、有的被日军关入集中营、也有的保盟成员撤离香港后没有来到重庆。许乃波正是在这时,几经周折辗转来到重庆,先是在重庆中国火柴原料厂任主任工程师,后又在迁来重庆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重庆总校)任电机系教授和系主任。他在工作和教书之余,一如既往继续追随宋庆龄先生,满腔热情地参与重建后的保盟各项抗日救亡活动,频繁地到位于重庆两路口新村5号的宋庆龄住所参加保盟的各种会议。在许乃波去世后的2003年,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主任赵小平女士专程来天津走访他的子女时提到,他们曾查阅重庆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的档案,发现负责监视宋庆龄住宅的特务曾多次记录下频繁出入宋宅的许乃波的名字,军统特务们调查了许乃波的背景,发现是一位由香港来到大后方重庆的华侨教授才没有找麻烦。

保盟在重庆的活动恢复以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保盟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恢复了联系,重新获得了国际上许多援华团体大量的捐款和物质援助,而宋庆龄和保盟的战友们要想尽各种办法绕过国民党严密设置的封锁线,把从国内外募集到医药物资和资金送往抗日根据地和敌后人民武装。

1944年,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难于运往延安。宋庆龄派廖梦醒和许乃波找美籍华人、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孟东帮忙。但这架X光机太大,无法装进机舱,史迪威将军听了杨孟东的汇报后,果断下令用“喷枪”切割飞机舱门,把X光机装进飞机。这架美军飞机安全抵达延安机场后,周恩来亲自把这一消息告知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宋庆龄接到“飞机安抵延安”的电报,高兴地说:“这是当时拥有9千万人口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大型X光机”。这台X光机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继续为人民服务,至今还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里的展览室里。

经过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艰苦努力,在重庆期间保盟给国际和平医院的资助至少有65万美元和1.7亿法币。1943年国际和平医院收到保盟送去的物资,虽不到一吨,但都是珍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物。1942年5月,在延安建立的洛杉矶托儿所,就是用保盟提供的美国洛杉矶援华团体和爱国华侨的捐款维持的。此外,保盟还经常拨款和捐助物质援助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和医科大学等解放区的院校。

保盟对抗战的支援,宋庆龄对人民的贡献,正像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由周恩来陪同专程去会见宋庆龄时讲的:“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需要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战争和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42年夏到1943年春,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先后遭受特大旱、涝灾害,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淹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困难重重,加之国民政府吏治腐败,封锁灾情,救灾无力,河南灾民得不到救济,情况十分危急。“陪都爱国爱民的一面旗帜”-宋庆龄挺身而出,领导在重庆的保盟毅然担负起赈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1943年5月,爱好体育的许乃波建议宋庆龄在重庆的国际友人中组织足球赈灾义赛。宋庆龄立刻接受了这个好主意,她以中华全国福利协会主席的身份向重庆国际友人发出邀请,许乃波和其他几位保盟委员负责组织筹备。许乃波精心策划了这次活动,他出面奔走。找政府官员,亲往外国驻华使馆联系。还有请乐队、安排比赛场地、售门票等具体工作都由他安排。参加这次国际足球赈灾义赛的有四支足球队:由重庆的体育健儿踊跃报名组成的“东平队”;由各地足球名将由沪赴渝组成的“沪星队”;由英国领事馆和军舰人员组成的“英联队”和由韩国在渝青年组成的“韩青队”。尽管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这次义赛活动,采取了恐吓威胁,却阻挡不住山城人的热情,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宋庆龄即将和英国大使薛穆一起亲临球场,更是群情激昂,从四面八方涌向赛场。许乃波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当时的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授权市足球队员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
  宋庆龄莅临会场主持开幕式,当孙夫人步入会场时,许乃波高声喊“起立,奏国歌”,军乐队奏起乐来,近万名观众起立向宋庆龄致敬,场面非常壮观。据保盟委员王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政界要人和各国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应该奏国歌’。军乐队最后还是演奏了中国国歌。”宋庆龄和英国大使薛穆一起亲临开球。球赛结束时,还给各球队赠送了奖旗和特别纪念章。这次球赛盛况空前,数十年后的山城群众仍记忆犹新。

3场足球赛所得13万元全部汇给陕西宝鸡豫赈济委员会,通过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做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迁徙之用。宋庆龄还考虑到河南的灾区中有29个县是游击区,要为那里的灾民争得应有的援助份额,就把纽约美国援华会资助的5万美元,全数给了当地中共领导的救济机构。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发起了诸多慈善募捐和战时救助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的慈善募捐活动有:卡车满载运动、募集毛毯运动、电影义映、音乐舞蹈义演、戏剧义演、一碗饭运动、嘉年华会、国外义卖、发行圣诞卡等,在重庆的慈善募捐活动有:赈济豫灾足球义赛、赈济粤灾游艺会、赈济湘灾音乐舞蹈、慈善舞会等。

许乃波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曾积极参与或组织筹备了保盟许多有影响的包括慈善募捐和赈济救灾在内的各种活动。据中国福利会志的记载:“民国33年2月经凌士芬、许乃波和凌宪扬夫人等筹备,保盟赈济粤灾的专门委员会又一次为救济粤灾筹款。2月2日和3日,在道口门银社上演两幕英文乐剧《杂耍》,共筹得381082.16元法币,送交广东国际(万国)救济会及曲汀国际医疗队分别进行救济。”许乃波在保盟的活动经历从“陈君葆日记”、王安娜的“回忆录”、爱泼斯坦所着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都有提到。在保盟的这些经历许乃波很少对外人说起,就是对子女也不愿讲起。当别人提起他这段特殊经历时,许乃波深情地说:“宋庆龄对我的成长和人生道路影响最大,她关心别人,对国家民族的热爱,非凡的意志,不屈的品格,不贪图荣华富贵的精神,不因亲情而牺牲政治立场的坚定,始终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同她的贡献相比,我做的这些实在微不足道。”

    支援抗战  “工合”让他大显身手

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先后沦陷,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工业品匮乏,1937年11月,由国际友人斯诺和艾黎等中外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于1938年8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工合”在大后方为重建战时工业,发展生产,制造军需、民用工业物资,并着重支援和帮助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9年1月,为了争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资技术援助,筹集发展“工合”事业的基金,并使海外捐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工合国际委员会” 简称“工合国际”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生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许乃波为技术顾问。

“工合国际”自1939年1月成立到1945年底,共接受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捐款和物资总计价值上千万美元,许多外国技术人员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在促进中国的工业合作事业,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曾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叶挺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许乃波是搞机电出身,他在“工合”如鱼得水,他利用自身的优势联络了许多华人华侨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请他们为“工合”服务。许乃波于1939年带领美国机械工程师VAU NESS和新闻记者SINC LAN到江西赣州、瑞金等地考察,就是为了发展机械合作社。香港大学曾派一个1940年电机系毕业生叶兰荪去为江西“工合”服务。在“工合”服务期间,许乃波与许多来自英国、美国、新西兰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等地的华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一样,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夜以继日地为发展“工合”服务,他们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消灭法西斯,争取属于人民的自由。

解放区游击队的“工合”还开办了一些直接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斗争服务的小工厂。许乃波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有机会深入到这些小工厂,了解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生产枪械、弹药的情况。深入敌后的“工合”很适应当时的战争状态,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机械拆、卸、装箱,跟随抗日部队转移,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安装好,进行生产。人们称它为“游击工业”。

“保盟”和“工合”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做贡献的片段告诉人们,“保盟”和“工合”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里既有像宋庆龄这样德高望重,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做出的贡献,也有像许乃波这样甘居人后、默默无闻做着大量具体工作的老华侨。2000年8月19日许乃波在天津病逝。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发来的唁电中这样写道:“许老生前是宋庆龄的好朋友,…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侵略的危急时刻,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团结海内外一切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人士援助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许乃波先生参加了保盟,成为保盟的骨干成员并做出杰出贡献。许乃波先生在中国福利会的初创时期--保盟时期,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业绩,我们铭记不忘”。

辗转各地 一心只为科技报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乃波面临着人生又一次选择。他可以随国立交通大学由重庆迁回上海继续教书,也可以重返英国茂伟电机厂工作。此时,国民党收复台湾时的行政长官陈仪的秘书钱宗起邀请他到台湾做战后的恢复建设工作。台湾已被日本人蹂躏半个多世纪,满目疮痍。许乃波认为自己所学专业和技术可以为光复后的台湾同胞做一些事情,便毅然决定去台湾。在那里,他作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技正(当时国民党政府授予的最高技术职称)参加修复战后的铁道、仓库、公路,恢复台湾战时被盟军飞机轰炸而停顿的城市工业生产及农业水利工程并给老百姓建房。由于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至今,在台湾屏东县树立的石碑上仍刻有许乃波的名字,那是台湾人民对他在重建家园工作中所做贡献的永远纪念。
     1947年,许乃波在台湾的工作结束后回香港与郑儒宣女士结婚,之后,这对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相伴终身的伉俪远赴英国,目的是想了解和掌握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电机工业理论和技术,以便将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祖国。许乃波先是重返英国曼城茂伟电机厂任工程师,后任伯明翰工业大学教授。几年后,他的几个孩子相继出生,郑儒宣相夫教子,全身心地照料许乃波和他们子女的生活。许乃波能够在电机和水电科技领域有所成就以及在1957年毅然决定举家回国,也和郑儒宣女士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夫人支持 源自爱国家庭传承

郑儒宣出生于香港一个爱国人士家庭,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其父郑铁如(1887-1973年),广东潮阳县人,我国着名的银行家和国际金融专家。早年留学美国攻读银行、货币和国际汇兑专业。1917年回国,曾任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张骞先生秘书、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曾与马叙伦、马寅初等3人被推举为北大师生代表,与段褀瑞政府进行过交涉谈判。

郑铁如于1927年开始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直至1973年去世。他不但是着名的银行家,更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1932年,“一·二八”松沪抗战时,他积极筹集资金、物资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又在香港大力推销爱国公债,支持全民抗战。把海外支援祖国抗战的资金通过香港中行转给八路军。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曾专门写信对他表示感谢。

日本1941年攻占香港后,郑铁如作为香港社会的华人领袖之一遭到日军拘捕。日寇逼迫他出任伪职,但任凭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坚拒到底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郑铁如在被关押期间,郑儒萱正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读书。在那个年代,那种渴望早日打败日寇,过上和平安定生活的憧憬,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郑铁如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国民党和他的顶头上司孔祥熙要他把4000多万港币巨额资产转移到台湾的命令。1950年1月9日,郑铁如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国家海外资产的命令,率领香港中行全体员工第一个通电表示拥护人民政府,接受国内的领导。在香港中行的带动下,中国银行在海外的其它分行,以及国内在港的其它金融机构,都相继发表起义通电,接受人民政府领导。由于郑铁如在保护国家银行资产,促进香港中行及各驻港金融机构回归新中国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爱国义举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郑铁如于1973年在香港病逝后,周总理送了花圈并致电吊唁,对郑铁如对国家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还派专机将他的骨灰护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为港澳人士第一人。

毅然归国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经过短短几年,祖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项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许乃波听到党和政府希望更多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心情格外激动,虽然在英国的生活安定富裕,但他一直心系祖国,渴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10月,许乃波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怀激情偕夫人和5个子女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许乃波回国后,受到了党和国家的热情欢迎。被定为(专家)二级工程师。他刚回国时被安排在一机部水电处工作,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国水利发电的发展现状,他经常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全国各地的中小型水电站、大中型水电设备制造厂以及部属各电器研究单位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他主动要求到基层一线的研究单位工作,先后在一机部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等单位任职。许乃波利用他渊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及在英国掌握的世界先进机电方面的实践技术,为我国中小水电事业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也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中小水电事业研究方面的人才。

态度严谨 全情投入水电事业
    许乃波回国后一心扑在祖国的中小水电事业上。曾负责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永定河梯级(5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1万千瓦)微机自动控制系统研究”的技术方案审查工作;主持了中小水电行业100-800千瓦同步发电机产品系列设计;主持100千瓦以下微型整装水轮发电机组成套设备产品系列全国统一设计的技术领导小组工作;主持500千瓦以下和500-10000千瓦同步发电机励磁装置系列产品设计技术审查工作;主持中小水电专业科研成果审查鉴定;主持审查中小水电行业电机专业国家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建设规划和技术方案的论证;主持我国出口菲律宾、秘鲁等国小水电成套设备的技术审查;主持中小水电专业科研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选题)审查等工作。

许乃波对我国中小水电的贡献是卓越的。在他回国后,我国大部分农村还没有电,农民只有用油灯照明,在黑暗中摸索。许乃波率先开创了我国的小水电事业,充分利用中小水电发电给我国广大农村带来光明和幸福。
    1979年,许乃波代表我国参加小水电能源开发国际会议,参加我国能源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谈判,参加国务院主持召开的三峡水电站自动化设备技术方案论证会等。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及专着:《中国的小水电》,在1979年第8期美国《水力与坝》上发表;《微型整装水轮发电机组的开发》,在1986年杭州第二届国际小水电会议上发表;1980年许乃波还在英国出版的《水力》杂志上发表文章,系列介绍了我国小水电发展情况。为让我国的中小水电设备走出国门,同时让世界了解中国小水电事业的发展,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同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些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来我国参加小水电会议,各国纷纷购买我国小水电设备,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秘鲁、菲律宾、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有些国家还聘请我国顾问组去指导他们国家小水电的发展工作。许乃波是我国中小水电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为表彰许乃波为我国电机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1年,在中国电工技术协会成立10周年之际,特别授予许乃波“元老杯”奖。1986年入选《中国名人词典》,被国务院定为“早期归国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致力为公 为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许乃波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敬业精神。他为人正直、谦虚,克己奉公,处处为人师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许乃波威信很高,但却平易近人,生活简朴。有一次他带领几位年轻技术人员到上海指导工作,上海的单位安排他住高级宾馆,他到宾馆,门卫看他穿着简朴,没有让他进去,结果,他要求退房间与年轻人一起住进了旅社。
    十年动乱中,许乃波曾受诬陷和不公正待遇,被隔离审查。在逆境中他没有失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始终坚持理想和信念,对党的政策坚信不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振奋精神,不计个人恩怨,继续努力工作。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许乃波作为特邀爱国人士的代表被新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上作为科技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党和国家对许乃波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并做出杰出贡献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在科技方面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肯定。

 1982年,他加入中国致公党,是天津市致公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82年5月,许乃波接受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致公党中央的重托,开始参与筹建天津致公党地方组织,同年8月25日,致公党天津市筹备小组成立,许乃波任组长。1983年9月2日,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许乃波任主任委员。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致公党第八届委员会常委,中国致公党华侨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致公党第九届委员会顾问,致公党天津市委员会名誉主委,天津市第八届政协常委等职。

他对组织上安排他较高的政治职务,感到是党对他的信任。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共事中,他自觉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就国事、政事建言献策,在各种会议上,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担任致公党天津市工作委员会主委期间,他还十分关注和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及时反映他们的合理诉求,特别关心党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深受党员们的尊敬和爱戴。许乃波为初创时期的天津致公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及扩大致公党在天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和影响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得到了天津市委统战部和致公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许乃波因年龄的原因不在担任天津致公党领导职务后,仍然尽力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由于他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经历,他过去的一些学生,很多人现在是香港的政治、医疗、金融工商界有影响的人士。他的亲友也遍布海外和东南亚。许乃波利用他作为香港大学大陆校友会理事长的特殊身份,广泛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充分发挥他的“侨海”身份和影响,为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的平稳过渡,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992年,在庆祝香港大学成立70周年之际,许乃波不顾耄耋高龄,仍精神抖擞地回到阔别50年之久的母校,接触了香港各界人士。亲朋故友相聚,他感慨万分。他曾在这里为了祖国的强盛努力求学,探索真理;他曾在这里为了祖国的抗日战争,献身于“保盟”工作。今天,他又在这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宣传社会主义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我国“一国两制”政策,申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回归祖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批驳阻碍香港回归祖国和祖国统一的论调。

1993年他又去了曾是他第二故乡的新加坡,除了会见亲朋好友之外,还接触了许多新加坡上层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他尽自己的力量向他们宣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希望他们有机会来大陆投资建厂做生意。这次新加坡之行是许乃波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境探访,时年87岁。

2000年8月,许乃波因病去世。去世前,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不会犯大错误的,因为我从内心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我的国家,我亲身经历了从清末到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中国并管理好这个国家。国民党不行,他太腐败了。你们年轻人不会像我理解的那样深刻”。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深刻总结。                        

 许乃波是一位德高望重、可亲可敬的长者,深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老专家、老领导、老前辈。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与祖国母亲同呼吸、共命运,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人们将会长久的怀念这位爱国归侨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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